王炎 | 网络共享还是知识产权？ ——知识经济时代对公与私的追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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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共享还是知识产权？

——知识经济时代对公与私的追问

文 | 王炎

网上看到一条消息，最大的免费网络学术图书馆“创世纪图书馆”(Library Genesis)面临关停，文章号召网友团结一致，打一场“海盗湾”保卫战。LibGen关停的消息属周期性传播，这些年听过多次。恐慌之余，大家一如往常上该网下载外文图书，年复一年。若一天消息成真，还真没有替代资源，连写这篇论文也难找材料。可转念一想，大家免费下载了这么多书，作者、出版社必损失惨重。还有下载电影，不知多少电影资源网址，提供世界各国片源，线上观看或免费下载，老片上至20世纪初的默片，新片下至一两个月内刚上映的大片。美、欧、日、俄、东西亚和拉美各国电影，无所不有。一个网站关掉，又有新的开张。最不可思议的是“字幕组”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，花大量时间和精力，翻译各语种电影，不图名利。非但没有收益，连真名都不敢属，怕有朝一日承担法律责任。如果追问动机，倒也简单，与大家分享喜欢的电影罢了。

一天偶入王府井，瞥见王府井外文书店富丽堂皇。回想80年代初，这爿小店还很寒酸，门口外墙的红砖阶梯通向二层平台，上面堆叠各种外文原版书的复印本，像烟熏火燎过，黑白模糊，看出店员复印的匆忙。记得多为英语教材和英文小说，却率先让普通读者领略未经编删的国外出版物。改革开放之初，盗版除印刷品，还有港台歌曲录音带，后是电影录像带，接着有 VCD、DVD，直至蓝光高清之类，蔚为大观。盗版重塑了几代国人的文化趣味，据说第六代电影之后，国际获奖的独立导演，多不是电影学院科班出身，而到影碟市场上的野路子“大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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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有一个纠结：是该共享还是保护知识产权？好莱坞“追杀”盗版和字幕组多年，国外出版界对图文版权也越来越较真。知识产权是今天最棘手、敏感、复杂，也最难处理的国际问题，涉及法律、政治、外交诸多方面。本文做不了这个题目，只因偶读一篇小文章“The Common in Communism”（共产主义的共有）作者迈克尔•哈特（Michael Hardt）对知识产权的反思，有“头脑风暴”的意味。他不去涉及版权纠纷或法学论辩，仅关注于哲学问题：数字知识时代，公与私的观念是否一成不变？天经地义的产权观不正被技术革命颠覆着吗？
哈特讨论的路径很古老：姓资还是姓社。这一世纪之争，因循老思路再争上几个世纪，也未必得出是公是私的结论。不如反思社、资概念的历史语境——今天的经济模式与生产方式与马克思时代的不同。私有财产的核心要素是劳动，而劳动分工、场所、组织方式，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、资本构成、甚至本地与全球化、性别与种族等诸方面，均已发生结构性裂变，所以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更新。[1]
如果称这个时代为“知识e经济”时代，那么上一个时代的公、私概念，是否可以更新为“资源共享”（commons）与知识专利呢？似乎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，有偷换概念之嫌？哈特的思路是这样，先把产权观放回其发生的历史语境，然后根据现实基础的变化，推演新的二元关系。他重读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，马克思批判的焦点集中在财产上。在“私有财产的关系”的标题项下，第二手稿分析了19世纪中叶，欧洲经历大工业生产后，居于统治地位的财产形式，从不动资产转向流动资本。两种财产你争我夺，封建主鼓吹土地应该世代血脉相传，不动产才具有神圣性，维系了社会的尊严与稳定，所以农业是社会延续的命脉。新生的资产阶级则嘲笑地主的狭隘与封闭，认为土地将人束缚在闭塞与蒙昧之中。贸易、迁徙、资本流动，才带来政治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解放。当自由贸易渗透每个角落时，世界各民族会联结起来，促进博爱、人道与进步。[2] 马克思批判封建与资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，其共同本质都是剥削。但他坦承，流动资本一定战胜不动地产，资产阶级的贪婪必会打败封建主的任性，开明的利己主义一定战胜地方的世故、狭隘与慵懒，贪财欲也必战胜享乐欲。最终，无孔不入的货币必然战胜一切其他形式的私人财产，流动资本揭示出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。[3]
马克思身处19世纪中叶的英国，大工业只占英国总经济的一小部分，其论断并非量化意义上的，而是宣布工业从根本取代了农业，上升为主导的经济形式。标志不仅在大工厂的车间之内，也体现在农田、矿山、交通等一切领域。转型的核心乃机械大生产的分工、协调与控制，即“大工业时间模式”统摄了社会。[4] 历史唯物主义依托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现实，而非超越历史的永恒真理，随现实基础演进，哲学不断更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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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经济基础变了，大工业已不再主导世界经济。后工业时代到来，社会分工、生产关系、管理模式、劳资关系、甚至生产空间和劳动工具，皆不同以往。这些区别也非统计量化意义上的，不是说工厂、车间、产业工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，而是说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：知识经济取代了大工业社会。什么是知识经济？什么是后工业时代？这两个概念既宽泛又含混，与其说定义某经济形式，不如说指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，知识成为结构性的变量。哈特认为，如果说工业时代的主导产品是实物，那么，知识经济则以“非实物”（immaterial）或“生命政治”（biopolitical）生产为圭臬。观念、信息、形像、知识、代码（code）、语言、社会关系、以及“情动”（affects），高居经济生态链的高端，而工业品退居生产链的低端。[5] 这是时代转型的主要特征。
哪些职业从事的是“非实物”生产呢？医保工作者、空乘人员、教育工作者、软件设计和维护人员、快递人员、应召服务员、滴滴打车司机、广告设计师等都是。这些职业并不新鲜呀？的确，但这些行业的竞争门槛在于信息化。管理须配备高端电脑程序，企业要有强大的数据库，品牌要有成功的形象设计。这只是些枝节，最核心的产品是“情动”与“呵护”。在满足必然性层面（衣食住行）的“刚需”之后，满足精神与情感需求才是拳头产品，也是非实体生产的最高附加值所在。[6] 如今，教育产业、生命科学、文化与健康产业发展最为迅猛，吸引了最大投资。
从实物转向非实物经济，这与共享有啥关系？回到马克思，在不动产与流动资产这对二元关系之上，哈特建立了“实物”与“非实物”的新二元。马克思关注资本的流动性，因流动会提高生产效率，带来更大的剩余价值，扩大再生产。他的时代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，资本的流动性和效率是核心关切。而今天技术革命带来的高效率，使实物匮乏大大缓解，社会需求转向“非实物”产品。占有非实物体现在知识产权或专利权上，本质是限制知识产品的“可复制性”（reproducibility），使之仍处于“匮乏”（scarcity）状态，再独占之以获利。于是，“独占”（exclusive）与“分享”（shared）两种权利之间，构成了知识经济中最尖锐的产权矛盾。[7] 困扰这个时代的纠纷不正是专利权、著作权、计算机程序代码与音像制品的产权吗？
占有土地、生产工具、粮食、日用品、奢侈品等实物，具有排他性，你消费了，我就没的用了。一人多占，会剥夺众人。所以，实物产权遵循“匮乏逻辑”（the logic of scarcity），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。而观念、信息、影像、代码等知识产品，一旦现实数字化，成了二进制数据，便可无限复制，信号丝毫不衰减。无论多少人分享，永远不减损使用价值。甚至市场价值随着使用人数越多、访问量、点击数越高、影响力越大，价值也水涨船高，连衍生品也随之火爆。使用得越普及，价值越大的新逻辑，与亘古不变的匮乏逻辑形成鲜明对照，这是数字技术带来的历史性断裂，现在各行各业哪个不追求曝光率和人气？
共享是电脑数字技术发展的根本性特征。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无数通讯、电脑和数学专家，秉承资源开放、技术共享的理念，一步步架起连接全人类智慧的互联网。这段IT历史中，有门户之见、狭隘偏私的人，基本已被淘汰。中国的网络史也大概如此，新浪、搜狐、网易、腾讯等门户网，百度、搜狗、必应等搜索引擎，哪个不是先免费共享，积攒人气，然后寻找盈利模式？连杀毒软件360，也靠免费挤掉对手诺顿、卡巴斯基、小红伞之类。一再强调技术的作用，是否有“技术决定论”之嫌？我们一般将技术归入客观对象的层面，技术决定论过分强调物质世界对人的意志的塑造。可是近代历史不断提醒我们，技术不仅是我们生产的产品，也是社会关系与生命形式。我们不仅通过观念和文字表达自我，也以技术、计算机语言、运算程序揭示我们存在的方式与未来期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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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道作者、发明家的知识权利不该保护吗？况且，观念、信息或代码可以按实物产权的逻辑私有。发明一项技术可申请专利，编写程序代码或著书立说有著作权。未经允许转载或盗版，可起诉侵权。虽然数字技术让复制、网络上传变得太容易，即使加密或水印，也难防盗版。可知识产权法不该遵守吗？其实，很多人产生新想法或好点子时，第一冲动是传播给别人。不少科学家、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创造原动力，也是影响世界，而非把优秀作品、深刻思想封存起来，待价而沽或付费租用。我们花数月、甚至一两年时间写篇论文，发表在本专业期刊上。小圈子刊物发行量本来就很低，出版后又被“知网”垄断转载，要读者有偿阅读，结果论文往往如石沉大海。哪位作者不想扩大影响？谁不希望苦心孤诣的研究能惠及他人？谁在乎几百快稿费而去计较知识产权？版权可能违背作者的初衷，也可能蚀损成果的社会价值。
但事情还有另一面，畅销作家与专业研究者的心态就不同，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，怎能挣到稿费？任由盗版、转载横行，不仅作家稿费落空，出版社也得纷纷倒闭。好莱坞电影投资巨大，如容忍盗版下载，定血本无归，谁还会投资电影呢？而且，盗版还会影响电影工业的经营模式。美国电影的院线收入仅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几，投资回报主要靠有限电视、网络租订、音像制品、或衍生品。维系此模式必须有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，中国影业就因盗版走上不同的道路，收入几乎全靠票房。网络发行无法控制，便不会出现美国“网飞”（Netflix）之类的网租公司，“网飞”靠网络发行电影一天天做大，已僭越好莱坞的领地，制作自己的影片，风格别致，势必与好莱坞分庭抗礼。这是知识产权另一面故事。无问东西，产权都一样面临技术的挑战，网络让影像无孔不入，电影已很难维系作品的完整性，多元、碎片、片段式的视频、音频和图片，以及各种拼接，让电影版权扑朔迷离。

美国“网飞”（Netflix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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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源还是产权，各有道理，很难站队，厚此薄彼，也难服人。可参照哈特式的历史辩证法，既然工业资本主义已转向新自由主义，那么产权冲突也从“公有”与“私有”之争，转向“资源共享”与知识产权之辩。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关切是知识产权，形同霸占公共资源为私有，压抑文化的创造力；而免费共享，又会瓦解其赖以存活的财产关系，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悖论。
这一论断的推导过程是，在大工业时代，资本直接介入生产的所有方面，一是固定资产投资：购买厂房、设备和土地等；另是流动资本投入：购买生产材料、生产工具、支付劳动报酬。资本家掌控了管理、培训、监督、质量等所有方面，所以说资本内在于生产全过程。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，但工人的身体却被规训在生产流水线上，生产计划与资本回报预期，限制了劳动的创造性。
与之相对照是知识生产，资本之于文化生产和技术研发，相对外在。艺术家、科技人员对非实物生产有更大的裁量权，当资本投入文化产业时，往往前期资助、成果分账。如电影制作，制片人拿到投资后，会监督制作的全过程，但导演在艺术上自主权较大。投资方深知介入太多，会影响作品质量。新兴技术产业科技人员的权重也很大，传统企业以合伙人注资多寡分配管理权，而新技术行业科技人员以专业知识入干股。知识股不仅能把握企业方向，而且会逐渐稀释资金股，最终收购或排挤资金股东。虽然知识仍按工业经济思维换算成实物资本，再整合到企业股资中，但它保持了非实物形态，而且超过实物资本，拥有决定的话语权。[8]
不仅在资本层面，知识也改变了劳动构成。福特式大工业崇尚 “泰勒制科学管理”（Taylorism），把流水线上的分工细化到最简单的重复劳动，以突显身体的机械性，而抽空劳动的认知成分。[9] 当身体彻底被工具化，肢体便与机械一样完成指定任务，劳动价值只体现在同质化的生产时间与产品批量上。[10] 只有当劳动被资本彻底吸纳，劳动时间和实物产品才能直接换算成资本，劳动被资本全部表达，资本便掩盖劳动而貌似自为自在地生产。
在后工业时代，知识劳动只是勉强换算成资本，以干股形式参与管理与分红，或以工资形式出卖劳动。但不同以往的是，知识红利常是爆炸性的，超出资本预期，工业经济的法难与知识经济相容。其深层原因，知识产品不是机器生产的对象物，而是生命主体，生产过程是给头脑输入“生产材料”——信息或代码，大脑调取日积月累的知识——作为“生产工具”，加工材料——信息经大脑处理后形成新知识。[11] 所以，知识产品的价值源于生命整体——情动、知识与呵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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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资本与劳动的价值都变了，产权观念也应随之改变。过去我们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，如今它不再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变量，社会关系与生命形式才是真正的影响因子。因此我们的眼光应该从物转向人，产权不仅针对占有外部世界的存在物，更关乎人与世界的关系：感知、思考、情感、欲望、行动与爱。以前只谈主体创造客体，如今客体也能创生主体，价值存在于生命本身，故称生命政治。[12] 哈特指责知识产权是“非财产性霸占”（non-property appropriation），它既霸占了人创造的观看与感知世界的新方式与新思维，也凭借法律将人性与爱据为己有。[13]
自20世纪初以降，在世界范围出现了知识民主化的趋势，公共教育、职业培训、国民素养培养，都成为世界各国的国策。福利社会、医疗保险，公共文化设施，全面提升了劳动力素质，使知识生产与消费双增长。在西方发达国家，股市自1970年代以来，教育、培训、医疗、科研以及技术创新股，市值逐渐超过实物资本，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。[14] 其中，公共资源是知识经济最关键的环境因素。一类知识的生产属非盈利性质，得益于政府对公共研究的投入，大学占比也越来越大，目的是服务社会需求。例如，新冠病毒肆虐期间，政府以举国之力研究病毒，当有人不是第一时间分享研究数据，而只想在国际期刊上署名发表时，引起社会公愤。这类研究为抗击疫情，资源来自社会，如个人沽名钓誉，算不算窃取公共财产？传染病研究应世界共享，才能最有效地抑制病情蔓延。
还有一类知识产生服务于企业盈利，研究投入来自企业，为改进内部生产技术，创新产品，属于企业研发。[15] 企业研发的逻辑符合资本积累的规律，与私人占有实物资本相一致。所以企业申请专利，保护知识产权。企业员工虽然从事的是创造性劳动，却挣取了工资，出卖了成果，知识产权不再属于自然人。但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，公共教育、技术培训、学术交流与知识分享等社会因素，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的塑造，远超出直接生产范畴。
企业买断劳动，劳动者让渡知识产权，等于让企业合法围堵知识向公众的传播。但从另一角度，出卖了劳动时间之后，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仍留存在劳动者的大脑里，知识产权与人根本无法切割。所以，当代资本的逻辑变成了“人本式”的：通过教育投资（人力资本）、身体投资（生命技术）与文化投资（创新与交往），才创造出资本的附加值，所谓“知识生产知识，人生产人”。[16] 过去只针对客体对象的归属而制定的物权法，今天已显得捉襟见肘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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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资本主义像古罗马的双面神雅努斯（Janus），一方面知识得益于公共资源，不适用市场原则。另一方面知识又是最稀缺的资源，可以创造巨额利润，必须私有才能转化成财产。结果，科学的开放要求与知识产权的画地为牢之间形同水火。资本既要立法控制知识生产的总条件、压制知识的普及，又急需高知识劳动力，须有知识普及才能实现。[17] 这套制度显然有自反性，私欲贪婪与生命政治彼此缠绕，私欲要求限制围堵，生命政治则要自由以利创新。哈特的结论是：资本逻辑的悖论正生产着自己的掘墓人，人类走向共享之路不可逆转；如果说私有是资本主义的特征，国有是社会主义的标志，那么，共享才是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不是消灭财产私有，而是肯定common，即肯定开放、自主的生命政治、以及主宰自我的新人性。
这一结论未必令人信服，但沿这个思路却可以一路挖下去，从网络共享这一视角，重新审视我们烂熟于心的理论经典，而不局限于知识产权这个具体议题。20世纪“冷战”形成的两大思想阵营，至今笼罩着我们的思想格局，无论什么社会话题，都会陷入“左”与“右”的思维定式，先在地决定了争论的立场。如果将网络知识经济这一维度纳入我们的考虑，用全新的眼光审查劳动、产权与价值等核心概念，那么经典政治经济学暴露出来的短板，恰好帮我们撬动“公”与“私”等大观念沉重的历史负荷，从而开启新的思想天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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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
[1] Michael Hardt, “The Common in Communism,”in Rethinking Marxism (Vol 22, No.3), pp. 346-356.  

[2]马克思【著】《1844年经济学手稿》，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【编译】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12月，第37页。

[3] 马克思，第38页。

[4] Hardt.

[5] Ibid.

[6] Ibid.

[7] Ibid.

[8] Carlo Vercellone and Alfonso Giuliani, “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: A Marxist approach” in Cognitive Capitalism, Welfare and Labour (New York: Routledge , 2019). P. 19

[9] Vercellone, P. 16.

[10] Ibid., p. 20.

[11] Ibid., P. 25.

[12] Hardt.

[13] Ibid.

[14] Vercellone, P. 12.

[15] Vercellone, P. 22.

[16] Ibid., P. 26.

[17] Ibid., P. 26-7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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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原载《读书》杂志2020年第7期，感谢作者授权海螺发表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侵删。未经许可，请勿转载。

本期编辑 | 李晓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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